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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汇率多风险
探寻新蓝海,就难免遭遇风险,必须劈波斩浪。
“一带一路”倡议贯穿亚非欧大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资源禀赋各异,既与中国的互补性很强,给中国企业发展及海外投资带来全新机遇,也正因为这些差异,以及复杂多样的国情民情,加大了投资运营的潜在风险。能源类投资本来就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对于风险“防范胜于处理”就显得更为迫切。
排在第一位的,当属政治风险。俗话说,安全第一。企业对外投资尤其如此,保障人员和资产的安全是一切经营活动的前提。“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区域也聚积着不同的风险。中东地区民族宗教矛盾尖锐、极端势力盛行,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一直是影响政局稳定的主要因素。区域内的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巴以冲突等问题已经持续多年,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依然不断制造恐怖袭击事件。对中亚和东南亚地区来说,恐怖袭击则是重大安全威胁。2016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都遭遇了恐怖袭击。其中一些恐怖分子会袭击西方在当地的援建项目,借以向政府和西方国家示威,中国企业就曾经在国外工程承包建设过程中,遭受此类袭击,不幸发生人员伤亡。
部分国家政局动荡或政党轮替,也会在政策连续性上带来风险。缅甸的密松水电站,曾经是中资公司走出国门的典范,然而,2011年9月,时任缅甸总统吴登盛以“未做好环境评估”为由在缅甸国会宣布项目搁置。众多原因中,企业没能同时处理好与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关系,导致政策调整对我方不利,应该有一定关联。
同样,投资老道如首富王健林,尚且在与“金球奖”制作公司DCP的交易当中,由于中美两国的政策变化,收购失败并且支付了5000万美元违约金,折算成人民币,可是比3个“小目标”还多。显然,“一带一路”上沿线国家的政治风险可要大得多,务须谨慎。
排在第二位的,则属汇兑风险。对外投资,自然少不了不同币种间的汇兑,由于各国外汇储备和汇率水平的波动,风险也孕育其中。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分析,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而言,汇兑风险主要来源于:一是,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处在低位。石油出口国中,那些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石油价格下行对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加大了财政压力,甚至导致政局和社会不稳定;二是,在美联储加息预期的背景下,一部分国家的资本大规模外流,本币贬值的压力不断增强。二者结合,导致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都遭到了巨大冲击。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汇率在2015年逼至历史低点;哈萨克斯坦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坚戈随即下挫超过30%;2016年8月,蒙古货币图格里克出现了连续22天下跌,创下23年来最低汇率;11月初,埃及执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埃及镑随即对美元贬值48%。出现类似情况的国家,很可能采取汇兑限制措施,在那里投资的企业就会面临无法把本币收入兑换成美元或者人民币、并且汇回国内的风险,手握的大笔本币,又不断贬值,利润难免遭到侵蚀。因此,汇兑风险也是对外投资企业的一个大问题。
当然,对外投资过程中,还可能遭遇多种类型的风险,包括投资和贸易开放程度限制、法律政策限制、宗教因素、负面舆论、环境保护,等等,不一而足。
为了防范风险,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建议“走出去”的企业要未雨绸缪:要做到尽职调查,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法规、历史和人文环境;了解项目或者企业的运营历史;清楚项目所在地各级政府处理外资纠纷的习惯性行为;明晰投资目的地国是否参与国际能源治理机制;此外,要把握好投资的节奏,慎用贷款换资源模式,充分评估资源国的债务负担程度和还款能力,对国际间有关中资对外能源投资的舆论要主动应对。
的确,面对风险,一味夸大甚至退缩,都不是上策。毕竟,不少能源企业已经到了或是“达则兼济天下”,或是困守国内可能遭遇更大风险的阶段,所以必须“走出去”。既然如此,不如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在识别、规避、止损风险的同时,抓住机遇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遥想古代的驼队和商船所面对的未知与风险,今天的我们想必应该有远为强大的自信。
大账小账一起算
远行之前,先做足准备,修炼内功是必不可少的。
既然谈投资,经济账是必须要算的。在国家层面,“一带一路”要算大账,也就是战略账、发展账;而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同时,更要算清小账,也就是算投资回报,而且要精打细算。正像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刘京生指出的那样,哪怕是获得政府资金支持的项目,也必须通过市场产生可持续的赢利,才能长久维持运营。因此,企业需要主动探寻市场需求,结合自己的优势,在如何获利、如何分散项目风险上做好功课。在这样的基础上,也才谈得上通过踏踏实实打造标志性项目,树立口碑和品牌,形成良性循环。
在“走出去”的形式上,可以尝试“组团出海”。有些项目单独依靠国有企业或者民营企业都难以完成,国企由于特殊所有权情况,在跨国投资并购中可能面临更多的质疑和审查,而民企在融资和与政府沟通方面具有相对劣势,那么民企和国企进行战术配合,组成财团联合“走出去”,既能降低投资风险,又有助打破投资壁垒,并且能获得充足的资金。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和颐杰鸿泰复杂混集团有限公司,就是央企和民企联合投资孟加拉国艾萨拉姆燃煤电站项目,成功持股30%。此外,企业还要整合多种资源,包括政府的引导助力、智库的智力支持和媒体的宣传报道,从而形成合力,对接国际资源。
能源项目通常规模巨大,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还要善用金融机制。除了债券这种直接融资方式,企业更多的是通过信贷实现间接融资,这就要跟银行打交道了。目前有四类银行可以为企业“走出去”提供相关服务:第一类是区域性银行,包括金砖国家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第二类是境外的金融机构,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第三类是国内的两大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银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跟进相当紧密,支持力度最大;第四类是商业银行,包括以中农工建交为代表的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招商、中信、民生、华夏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商业银行可以提供并购贷款,开展内保外贷、内保直贷等融资担保服务,还可以通过远期结售汇帮助企业缓释和防控汇率风险。有了这些机制和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定价和抗风险能力都有望得到大幅的提升。
通过这些努力与实践,如果穿越到今天的马克˙波罗重写他的那本游记,在能源这个商品类别后面的推荐当中,相信一定会有一长串中国能源企业的名字熠熠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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