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ENA：202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融资前景

本文翻译自IRENA在2020年11月刚发布的报告Global Landscape of RenewableEnergy Finance 2020。

（来源：微信公众号“李导聊天室” 作者：李天枭）

主要结论

2018年可再生能源投资达到3220亿美元，预计2019年将继续温和增长。然而，世界要实现国际商定的气候目标，步伐必须大大加快。为了确保气候安全的未来，到2050年，对可再生能源的年度投资——包括各种类型的发电、太阳能热和生物燃料——必须增加近三倍，达到8000亿美元。

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2020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投资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4%。

可再生能源投资五年趋势(2013-2018年)

尽管由于技术成本较低，2018年的投资有所下降，但可再生能源总装机容量仍在持续增长。

2013-2018年，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力发电技术巩固了它们的主导地位，在五年内分别吸引了46%和29%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

太阳能热电投资(6%)，包括集中太阳能发电(CSP)和太阳能加热系统，已经逐渐放缓。它们已经落后于海上风电(7%)，后者自2014年以来在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占据了第三大份额。在此期间，水电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而其他可再生能源投资仅占3%。

资金来源

私营部门仍然是可再生能源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占该领域投资的86%。项目开发商提供了46%的私人资金，其次是商业金融机构，占22%。

项目级股权最初是最广泛使用的金融工具，与2013-2016年35%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相关。自2017年以来，它已被项目级常规债务所取代，该水平在2017-2018年达到32%。

2013-2018年，公共财政占可再生能源总投资的14%，主要通过发展融资机构提供资金。公共筹资资源虽然有限，但在减少风险、克服初期障碍、吸引私人投资者和使新市场成熟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区域分布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吸引了最多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占2013-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承诺的32%，主要由中国推动。西欧和美洲的经合组织国家(包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和美国)紧随其后，分别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19%和18%。

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导的地区仍然代表性不足，2013-2018年只吸引了全球总份额的15%，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5%)、南亚(4%)以及中东和北非(2%)。

离网可再生能源融资

2019年，对离网可再生能源的年度资金承诺达到4.6亿美元，高于前一年的4.29亿美元，2013年的估计2100万美元，以及2007年全球已知的25万美元。然而，即使是现在，离网可再生能源仍只占扩大能源可及性项目总融资的1%。

私人投资者为离网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大部分资金支持，在过去13年(2007-2019年)中占67%。私募股权、风险投资和基础设施基金贡献最大，占总额的35%。除私人基金会外，机构投资者在离网可再生能源领域表现得相对不活跃。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最大的公共资本提供者，占同期公共投资的67%。相反，政府机构和政府间机构的作用显著下降，从2013年占总投资的21%降至2018年的2%，并在2019年进一步降至1%。与能源获取项目的总体情况相比，离网可再生能源往往更多地通过股权融资，而较少通过债务工具融资。

2007-2019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吸引了全球离网可再生能源投资的65%，投资尤其集中在东非。其中大部分都被用于非电网的可再生能源住宅。

执行摘要

2013年至2018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取得重大进展，累计投资1.8万亿美元。由于技术的改进和采购机制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而造成的安装费用的降低已证明是增加投资和建立额外能力的有效催化剂。

《全球可再生能源金融前景》第二版按地区和行业列出了2013年至2018年全球投资的主要趋势，描绘了不同金融工具的作用，并探讨了私人和公共行为体之间的主要差异。虽然乍一看形势令人鼓舞，但数据表明，国际社会要达到实现国际气候和发展目标所需的投资水平，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该分析还描绘了一幅不平等的可再生能源融资图景，严重偏向于在少数几个关键国家开展业务的私营部门。虽然中国、美国和西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保持稳定，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在当前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中的比例仍然偏低。

本报告还首次关注了对离网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资金承诺，这为确保普遍获得可持续能源的挑战，特别是农村地区的人口和企业，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具有成本效益的答案。本文对离网可再生能源投资进行了深入分析，为可再生能源在能源获取领域日益重要的作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在新冠病毒爆发后，2020年上半年可再生能源投资较2019年同期下降34%。展望未来，全球危机对能源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可能会对可再生能源投资产生负面影响，阻碍全球能源转型的进程。然而，当前的大流行似乎增加了投资者对可再生能源等更可持续资产的兴趣，因为与传统资产相比，可再生能源已被证明对新冠肺炎危机造成的波动更具弹性。通过将可再生能源置于其绿色刺激计划的核心，政府可以发出对该行业的长期公共承诺的信号，提高投资者信心，并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该行业。

新兴趋势和全球概览

可再生能源投资从2013年水平继续稳步增长，2017年达到3510亿美元的峰值，2018年下降到3220亿美元。全球投资水平的放缓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技术成本的下降，使得每投资1美元就会产生更多的发电容量。加上前几年的有利投资，2018年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增加，太阳能光伏(PV)和风能(陆上和海上)的装机容量增加了1490亿瓦，比2017年增加了6%。

增加的规模经济,生产和技术改进,更激烈的竞争在供应链,对研究和发展的支持,和直接部署策略(例如,拍卖和上网电价),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吸收和增加成熟度除去成本减少了12%的电力,太阳能光伏为14%,陆上风力在2017年和2018年之间。

虽然趋势投资,产能增加和除去成本都建议在可再生能源领域令人鼓舞的进展,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仍然未达到需要把世界放在一个通路兼容保持全球气温的上升低于2°C和向1.5°C在本世纪。每年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需要增加近三倍，从2013-2018年的平均略低于3000亿美元增加到2050年的近8000亿美元。将需要进一步投资于系统集成技术，例如分布式能源、电池和储能，以便能够将新增加的能力集成到能源系统中。

虽然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是必要的，但这本身是不够的。在扩大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同时，必须大幅减少化石燃料投资并重新调整方向。尽管电力部门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超过了化石燃料，但化石燃料的总体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远远超过了可再生能源。2018年，可再生能源投资322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电力领域，而化石燃料领域投资9330亿美元，其中1270亿美元用于发电。

投资技术

2017年和2018年，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巩固了它们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平均占可再生能源总融资承诺的77%(图1)。这些技术的高度模块化特性、项目开发周期短、由技术和制造业改进驱动的不断增强的竞争力，以及适当的政策和措施，在解释这些技术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中所占的巨大份额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全球海上风电投资平均每年吸引210亿美元，占2018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的8%。根据IRENA报告，海上风能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并将在实现支持脱碳增长轨迹的部署水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投资地区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吸引了,平均32%的全球可再生能源金融承诺在2017- 2018年,达到1250亿美元在2017。这主要是由太阳能光伏支出增加和在岸和离岸风能在中国,代表,平均有93%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在该地区在2013年和2018年之间。

美国的投资持续增长，大大促进了对美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发组织)成员国的投资。这些国家共同构成了2017-2018年承诺的第二大目的地，吸引了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的22%，2018年达到820亿美元的峰值。

西欧继续是可再生能源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之一，2017-2018年平均收到510亿美元，占该领域总投资的15%。相比之下，经合组织国家在亚洲的投资在2017-2018年下降了53%，与2015-2016年的水平相比，部分原因是日本的太阳能光伏投资下降。

2013年至2018年期间，中亚、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中东和北非、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只吸引了总可再生能源投资的15%，即450亿美元。

金融工具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主要来自项目级常规(即非优惠性)债务，2017年达到峰值1190亿美元，平均占2017-2018年总投资的32%

包括股权和债务在内的资产负债表融资也支持了可观的投资，它们平均占2017-2018年总承诺的27%(合54%)。资产负债表融资几乎完全用于资助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的发展，而项目级常规债务则用于更广泛的技术，包括海上风电。

绿色债券有潜力将大量资金引导到可再生能源领域。近年来，每年专门用于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债券发行量快速增长，从2013年的2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380亿美元。绿色债券通常用于对现有资产进行再融资，由于其票面规模大，可以吸引机构投资者。

公共和私人财政

2013年至2018年期间，平均86%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总投资来自私人融资，相当于每年2570亿美元的承诺。同期公共财政年均达到440亿美元。

2013-2018年，项目开发商仍然是私人融资的主要参与者，2017-2018年平均占私人融资总额的56%，主要是通过资产负债表融资，或通过债务或股权融资(图2)。

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平均占2017-2018年私人融资总额的25%，通常向太阳能光伏、陆上风电以及海上风电等成熟技术提供非优惠债务。2017-2018年，机构投资者(包括养老计划、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对新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平均直接投资仅占私人直接投资的2%。

近年来，非能源生产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2017-2018年，非能源生产企业平均占到私人融资的6%。非能源生产公司的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动机主要是由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价格竞争力日益增强、长期的价格稳定和供应安全以及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考虑所产生的成本节约潜力。企业行为者在能源部门的脱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他们占世界能源消费的三分之二。

2013年至2018年，公共财政平均占总投资的14%，2017年达到峰值，占19%，原因是中国、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土耳其的国家开发金融机构的投资激增。国家、双边和多边发展中国家始终提供大部分公共投资，2013年至2018年平均每年承诺370亿美元。2017-2018年，各国政府平均直接提供9%的公共财政，高于2015-2016年的5%，其中大部分直接提供给太阳能光伏和陆上风电项目。

公共财政在向仍然需要额外支助以降低资金成本的技术和区域提供资金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通过提供风险缓解工具。公共部门也可以通过展示难以进入的行业和市场的商业潜力来降低技术成本，比如农村地区的离网可再生能源。

离网可再生能源投资趋势

目前，世界还没有走上到2030年实现普遍能源获取的轨道。截至2018年，约7.89亿人没有电力供应，根据目前和计划的政策，估计到2030年仍有近6.2亿人处于这种状况。分散的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电气化的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电网扩张可能不可行的农村地区。

2007年至2019年间，离网可再生能源累计吸引了约2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7.34亿美元投向了能源供应不足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0%，缺乏足够的能源供应。

对分散可再生能源的年度财政承诺从2007年的25万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6亿美元。尽管有这种增长，离网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的投资仍然只占能源可及性融资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不到可及性赤字国家总能源可及性投资的1%。

建议和结论

国际气候会议目标,作为协议设定的巴黎,需要加速全球能源系统的转换,不仅包括可再生能源,而且可再生能源系统集成和支持技术,节能措施和电气化的增加用途广泛(例如,加热和运输)和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力。最重要的是，这将要求逐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投资。

需要包括政策制定者、资本市场参与者、发行方和投资者在内的各种利益攸关方的共同努力，将投资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所有现有资本来源。

1.利用公共财政来挤进私人资本

近年来，私营部门主导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并可能填补大部分融资缺口。尽管如此，有限的公共资源是缩小差距的关键。应当战略性地使用公共财政，以便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特别是在较困难的部门和区域。例如，可以通过能力建设、支持试点项目和创新融资工具、混合融资倡议和提供风险缓解工具(例如担保、货币对冲工具和流动性储备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

2.动员机构投资可再生能源

机构投资者管理着大约87万亿美元的资产，在达到当前全球能源转型所需的投资水平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机构资本的更大参与将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法规、满足这一投资者阶层需求的资本市场解决方案(如绿色债券)，以及机构投资者方面的各种内部变化和能力建设的组合。

3.推动可再生能源更多地使用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可以帮助吸引机构投资者，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引入大量额外的私人资本，以弥补巨大的未偿还投资缺口。对于决策者和公共财政供应商推荐行动进一步增加绿色债券发行包括绿色债券的采用标准符合国际气候目标,提供技术援助和经济激励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并创造大量的项目管道。

4.加强企业的参与

虽然生产可再生能源的公司已经在该部门提供了大量投资，但非能源生产公司通过推动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在能源转型中可发挥突出作用。通过建立正确的授权框架，政策制定者可以鼓励企业积极寻找资源，释放该领域的额外资本。建议的行动包括，例如，建立一个透明的可再生能源属性证书认证和跟踪系统，允许公司和独立发电商之间的第三方销售，并创建激励公用事业公司为公司提供绿色采购选项。

5.扩大对离网再生能源的融资

到2030年实现普及现代能源需要每年投资450亿美元。对离网可再生能源项目来说，缺乏可负担得起的融资仍然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对项目开发商来说是上游，对能源用户来说是下游。因此，需要采用新的融资方法(如基于成果的融资)和工具(项目文件标准化和汇总)，以确保更好地获得资金，并达到到2030年实现普遍能源获取所需的投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