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如何抓壮丁？

在众多媒体关注下，216名富士康工人欣喜地结束了为期7天的台湾之旅。尽管富士康此举被部分媒体视为一场员工福利优越的作秀，以回应外界越来越猛烈的质疑声浪，但富士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深知，如果富士康不从代工模式中彻底转型，类似质疑声音还将持续。

“富士康将来从单纯的制造走向产品的设计研发和科技研发。”郭台铭在当天公司的两岸联欢会上说。

事实上，近两三年富士康在将工厂从深圳迁移到人工成本更低的内地时，也开始寻求扩大内销市场的一切可能性。

其中，LED、锂电、光伏、云计算和物联网等大陆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也成为郭台铭布局富士康集团转型的新棋局，也是富士康扩大内销市场战略性举措之一。

一方面，大陆地方政府在拓展新兴产业不断出台新的优惠政策，而且还经常配有巨额的地方市场订单。另一方面，正着急向内地迁移工厂的富士康，其巨大的投资额让其成为地方政府的宠儿，发展新兴产业似乎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

在成都火车北站登上成灌快铁(成都至都江堰)的“和谐号”动车，花 17分钟就能到达成都西北部的郫县红光镇。动车飞驰，车窗外闪现的沿途风景十分类似：一片又一片的白色厂房，间或夹杂几块绿色的田地。

成灌快铁正好穿过肥沃的川西平原—据说，这里的土地“随便撒下一把种子就能长出庄稼”。但从2003年起，这一地区被划入成都市的高新西区，沿途的农耕景象已经逐渐被大兴土木代替：土地被铲平、高高的塔吊竖立起来、打桩机震动着地面……一方面，沿海城市土地、人力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使得原先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设厂的企业纷纷西迁。从成灌快铁红光站往南3公里，坐25元的“黑的”，就来到合作镇，全球第一大电子代工厂富士康便落户于此—这是四川省有史以来引进的最大项目。

成都市在2009年10月和富士康正式签约，第二年7月，富士康的iPad项目在成都正式投产。当时，郭台铭宣称，2013年成都生产的iPad将达到1亿台，富士康5年后用工量将达50万人，年产值6000亿元—为此，成都市政府大开方便之门，在土地、税收上为其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从东至西，2000多公里的路程。以富士康为代表的产业转移，终于让中国三十多年恒定不变的、由西向东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发生了逆转。劳动与人力资源专家、四川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郭正模教授对记者说，目前四川省的省内务工和省外务工劳动力输出已经从4:6变为5:5。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沿海发展战略，引起劳动力由西向东的跨区域转移—这就是第一波民工潮。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劳动力的流动从原先的限制变成全面开放，由政府主导进行大规模输出，四川每个县都有劳务输出办。输出分为省内务工输出(即省内跨县市输出)及省外务工输出。2005年，四川劳动力总输出达到峰值，共2300万人，其中省外务工输出为1300万人，集中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唐和山东等渤海湾地区。

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四川进行灾后重建，以高速公路、铁路建设为主的基建投资力度明显增加，省外务工输出比例开始发生下降。到了2010年，以富士康为首的企业从沿海转移到四川，标志着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投资环境明显改善，省内务工与省外务工输出比例会逐渐变成对半开。郭正模教授说，5:5这一比例在“十二五”期间将逐渐演变为6:4。

“考虑到一部分省外务工的劳动力已经在当地城市结婚生子，6:4这个比例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

“我来做什么?”

上班的队伍蜿蜒两公里，工人们成群结队涌入富士康科技园南门。这一蔚为壮观的景象至少要延续半小时以上：在这段时间里，路人放眼望去，这条上班的队伍看不到头尾。与同时，满载着工人的公交车也开了过来—每天早上，有几百辆公交车以一定间隔自9公里外的德源镇开来，运送工人到厂区。

富士康的工人共有三处聚居地：西南公寓、西北公寓以及德源镇。普工住在这三地由当地政府修建的青年公寓里，每个月要出80元的房租费。线长、组长们大多住在合作镇上的西南公寓，因为这里离厂区更近、步行到富士康厂区不到2公里。而更高级的管理层，则和当地农民一块住在3公里外的合作镇顺江小区—顺江小区有着当地19个村的农民安置房。目前，西南公寓住了两万人，西北公寓住了一万多人，德源镇至少有五万人—这个镇上目前的居民全是富士康工人，只有极少数原住民还留在当地。

初步估算，目前富士康有8万多工人(富士康每天都在新增工人，8万是截至2012年5月的估算数字)，这部分工人分为白班和夜班两班倒—对按照30万工人来规划的工厂来说，这一数目还远远不够。富士康迫切需要劳务公司和政府来帮助其解决工人问题。而截至2012年4月15日，在成都开展业务的世界500强公司已达到215家，制造业、生物、化工占大多数。产业迁移彻底盘活了成都的劳务市场，近三年来，这个市场上增加了上千家劳务公司，劳务行业本身的新增岗位就达上万个。

富士康是四川省的“一号工程”，四川省政府承诺以行政方式来满足它的劳动力需求。政府指派每个市都要完成招工任务，每个县都分到了几千工人的招工名额。因此，像“抓壮丁”一样，乡镇干部协助招工，并且亲自带队将大批工人送到富士康上班。据一家劳务公司负责人江总透露，由政府主导成立的富士康招募办，按照省、市、县、乡镇四级，层层分配任务下去，凡是劳务公司带一个工人来富士康，就由政府支付1200元的报酬。

这些劳务公司也在沿海一带挖人，比如，深圳每月会输送一万人至成都。四川的职业学校学生出来实习，主要也都安排到富士康。来自湖南的吴冕，今年20岁，5月底刚刚抵达成都。他原本是在富士康深圳工厂工作，富士康动员厂里工人支援成都。凡是报名参加的工人，富士康给其报销火车票，并一次性报销100元的日用杂费以及120元的饭钱。与他同行的有一百多人，来成都富士康支援三个月。

记者跟着领取“富士康技工面试作业单”的应聘者鱼贯而入，招募中心的工作人员核对身份证，输入个人资料。他们再三提醒，这里只招收普通员工，底薪1550元。如果是大专以上的学历，请到富士康在成都市设立的人才交流部门面试。

富士康招收普工的条件有三：第一，初中以上学历;第二，16岁以上，40岁以下，男女不限;第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无传染病。招募中心提供的资料表明，6个月试用期及3个月考察期里，普工底薪1550元，加上加班费月收入2100-2800元。过了总共9个月的考察期之后，底薪1700-1800元，月收入达到2700-3300元。

接着是笔试，每个应聘者20分钟内在电脑上完成20道选择题，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分为语文、逻辑、英语、数学四类。记者花了10分钟做完题目，闲着没事就把玩起自己的手机。旁边一位小伙子悄悄问记者：“卧龙先生是谁?”有四个选项：刘备、曹操、孙松、诸葛亮，他以为是刘备，记者告诉他是诸葛亮。

最后一轮是面试，主考官拿起记者的身份证，问：“你年龄这么大(37岁)，普工每隔一个月就要上一个月的夜班，你受得了么?”记者回答：“没问题。”最后他还是说：“你走吧，面试没有通过。”

也就是说，经过三个小时的排队、检查、笔试、面试，记者被淘汰了。在楼梯口，记者遇到一位高中毕业的年轻人，他也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是他的“文化成绩太好了”—富士康不需要这样的普工。有一位身高1.7米的男孩穿着黑色的西装来应聘，脚上的黑色皮鞋已经有些破损。他是四川彭州人，18岁，一直在郫县打工。他也在面试中被淘汰了，原因不明，记者估计可能和他穿着西服来应聘工人的职位有关。根据面试官们的经验，大概岁数大的人和文化成绩太好的人都未必会在普工单调乏味的岗位上做得长。

当记者悻悻然地下楼的时候，通过面试的应聘者已经开饭了，食堂为他们提供一荤一素的免费午餐：蒜薹肉丝、宫保鸡丁、炒绿豆芽、炒大白菜。之后，他们将进行三天的入职培训。排队领取免费午餐的年轻人们，笑嘻嘻地和伙伴聊着天，年轻的面庞因兴奋而发红。

富士康的工人进入车间前，要将自己的手机、钥匙以及带金属扣的皮带等放入专属的柜子。过安检的时候，全身上下不能有一点金属，包括金属拉链、金属皮带扣、硬币。工厂会发带有粘扣带的皮带。为了防止盗窃资料，富士康有严格的安检制度。手机、MP3、U盘、相机等都禁止带入厂区。

进入车间的工人需要穿防静电的衣服和拖鞋，车间极其干净，随时有专门的清洁工人拖地。如果是无尘车间，那还得穿上特制的工作服，将全身上下都包裹起来。富士康的制造工序分得非常细致：例如生产iPad的最后一环—包装，就分为充电、下载专用程序、贴编码、外观检验、覆膜、放附件进盒子、放iPad进盒子、合上包装盒盖子等32道工序，从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耗时约20分钟。

这一切都是经过精密计算的。在足球场那般大的车间里，十二条生产线以刻板的速度移动，端坐于流水线旁的工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拿起、放下、拿起、放下的机械单调的动作。

在富士康，工作强度虽然大，却还没有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过去富士康每个月加班一百多个小时，在被工人投诉之后，2012年工厂进行加班管控，每个月加班限制在40小时-80小时以内。富士康周一至周五的加班工资为正常的1.5倍，周末为2倍，法定节假日为3倍。有不少工人都告诉记者，他们更喜欢以前加班多的日子，因为加班多赚钱多。5月25日，记者在西南公寓二期门口的公交站，问到一位背着行李准备离开富士康的四川广安籍工人，他辞职的原因是“加班太少”。

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谁来当工人啊?”

富士康实行两班倒，工人上一个月白班，再上一个月夜班。正常情况下，工人8点上班，5点下班，中午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每层车间就有一个食堂，吃得快的话，工人还能回到工位上打个盹。5点之后再加班两个小时，7点下班。平均每周能休息一天。

说实话，富士康的工作条件比记者见过的绝大多数工厂强多了。记者认识的一位工人在同在成都高新西区的旺旺工厂打了三个月工，每天7点起床洗漱，7点45分到工厂。每天上班时间是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午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每月15天白班，15天夜班，休息就得请假扣钱。晚上8点回到宿舍打10分钟电话就睡觉。

前述劳务公司负责人江总说，富士康的到来，将工价抬高了，对其他厂冲击很大。按照成都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1050元。旺旺按照标准工时方式计薪，月收入大概是2200-2600元。富士康2011年的底薪是1350元(普通员工)，2012年涨到了1550元，算上加班收入，税前收入在2100-2800元。根据不同工种，富士康每月给予工人高低不同的补助，例如镭射车间的工人补助为240元，而胡萍的补助是103元。另外，富士康为工人交住房公积金、社保。

不过，工人在富士康工作，精神压力很大。富士康执行管理标准堪称“严苛”：工作时不许说话;不许未经过上级同意直接离岗;有些男孩犯了烟瘾，向上级请假去车间外的吸烟区抽烟，最多只能离开15分钟。厂区禁止随意走动，被稽查员抓住，就记过。有些工人会买好烟偷偷塞给稽查员，请其高抬贵手。

车间也随时有稽查员来巡视，拿着相机拍下说话、睡觉的人。小过就警告，大过三年不加薪。稽查员被工人叫做“8S”，是他们最讨厌的一群人，胡萍所在车间有不少人就因为被拍下违规行为被开除了。

富士康有一套极其严密的等级制度：普工、物流员、全计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协理、副经理、经理、部长……还有台湾干部和大陆干部之分，基本上大陆干部做到经理的位置就到头了。

懂行的人可以一眼就从工人的服饰上看出等级。例如，普工和物流员都是蓝色的帽子，但在样式上有差异。物流员负责回收流水线上的不良品，属于储备干部。普工之上、生产线上最基层的管理岗位是全计员，全计员的帽子是白色的。“8S”在富士康的管理体系里是个特殊的岗位，它从编制上看与组长平级，但权力比组长大，能开除人，在工厂中扮演类似警察的角色。不过，工人们也有对付“8S”的办法。“8S”在车间里是露着脸的，而工人们戴着帽子、口罩，只露一双眼睛。在德源宿舍区，一位“8S”晚上被几名工人揍得鼻青脸肿，工人一哄而散，他也没有看清是谁。第二天他上班，车间里有的工人还故意问他：“哇，你眼睛为什么是肿的?”

“只要有人气，就会有财气”

加拿大专栏作家道格·桑德斯写过一本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落脚城市：最后的人类大迁移与记者们的未来》。他在那部书中批判了深圳这个移民城市的缺失。“政府在移民劳动者问题上的不作为，或者称作‘过度作为’更合适：致力于消灭贫穷、脏乱的城中村的同时，也剥夺了移民劳动者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毁灭了他们有助于改善一家子生活的小店铺，一块在中国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里的立足之地。”

政府没有帮助外来人口融入这个城市，而把他们当作吃青春饭的外来劳动力使用。外来人口在心理上没有安定之所，就要在不同城市间流动，造成了沿海地区的工人短缺。2008年春节后，有近200万的外来劳动力没有回到深圳—离开深圳的外来劳动力占了在深圳外来劳动力的18%，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深圳职位空缺的数字在2009年底达到70万。深圳市将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从450元提高到750元再调高到900元，也没法吸引劳动力回头。2010年，又有数十万人离开深圳，导致深圳面临超过20%的工人短缺。深圳再次宣布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1100元。但到了2012年1月，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1050元和它已经相差无几了。

郭正模教授说，深圳解决了稳定就业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定居问题。这是四川所需要避免的。产业转移已经让四川政府解决了劳动力稳定就业的问题，接下来是解决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的定居问题：如何获得城市户口?如何享有城市福利?

目前，成都定居的门槛很高：第一种相当于投资移民，在成都购买75平方米以上的独立私有产权住房，即可获得成都户口;第二种相当于技术移民，大学生就可以将户口转到成都。这两条都不适合记者所遇到的普通工人。

郭正模教授认为，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根子，在于解决农民土地的产权问题。“离土不离乡”的农民，没法享受到城市福利，生活不稳定，土地就是他们最后的社会安全保障—至少有田种，饿不死人。

但是中国的问题恰好在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产业产权不清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不能随意转让，大量农村的房子空弃、荒废。如果能够明确农民土地产权，允许其转让，他就可以通过土地换取一笔收入，将这笔收入用于购买城市的房子，成为城市人，在城市生活、在城市就业，享受城市福利。

“现在来自农村的第三代产业工人，不知种地为何物，像城里人一样生活，或在城市边缘地带生活，却融入不了城市。”郭正模教授说。这些90后的工人受不了父辈吃过的苦，经常打工几个月就辞职，钱花光了再打工，成了城市中不稳定的流动人口的一部分，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部分人市民化。现在他们已经有了工作，市民化的核心是解决居住和户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