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阳光该如何照亮光伏产业

　　新能源、特别是光伏发电暂时因为成本高昂，缺乏竞争力而高度依赖政策支持。上海今年确立的九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中，新能源位居首位。许多企业都表示出对“扶一把政策”的期望，但具体“怎么扶”，如何切中要害、遵循规律，既有力，又有效，其中需要“大智慧”。

　　要全面看待“中国太阳能产能过剩”的判断，也许可以从一个屋顶开始。

　　原本它只是茫茫上海万户千家的一个普通屋顶，但因为安装了22块太阳能电池板，便带上了“后现代”的味道，而且日均发电近9度，带着3个冰箱、8个电视、1部中央空调跑得欢。

　　主人——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赵春江教授告诉记者，到9月15日，他家的屋顶“运行了1005天，发电8867度”。

　　但这个“后现代”屋顶，却遭遇了“黑色幽默”。

　　过剩论之辩

　　理想状态下，赵春江可以将2/3的电上传电网，补贴他投资“屋顶”的十多万元。但太阳能发电不仅没让他省钱，甚至他必须自掏腰包买自家的电——因为这些电同样流过电表，与市电同样被计费，而且发电越多，钱也付得越多。两年多来，原本计划中的数千元净收入，倒是成了净支出。

　　而尴尬的还不仅是“赵家屋顶”的电费问题。上海几年前曾经制定过一个“十万家庭太阳能屋顶”计划，但至今只落实了惟一一个。而且“赵家屋顶”的出现，主要还是因为主人打心底里认同太阳能的环保价值，自己投资，亏本运行。

　　赵春江的朋友，从事光伏发电核心配件逆变器开发的上海航锐电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海江告诉记者，中国95%以上的光伏产品出口，因为金融危机和政策调整，国外市场大幅萎缩，这才凸显出过剩风险。放眼中国，如果能充分挖掘内需，光伏产业不应存在过剩的问题。在上海，“十万屋顶计划”也点出了本地光伏应用的巨大潜力，只是市场暂时还未启动。

　　全国工商业协会新能源商会副秘书长史利民也表示，是否过剩要一分为二地看，德国的太阳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现在已经达到14%，而中国只有0.04%。

　　那么，在“过剩”和“未启动”之间，需要怎样的政策联接？

　　救急不救穷？

　　通过一张K线图，你能迅速了解过去一年中国光伏产业的状况及政策效应。

　　这几乎就是一次蹦极体验——整整一年前，几乎与金融危机爆发同步，在美上市的光伏龙头无锡尚德股价持续下跌，到3月，市值折损近九成。随后，3月和7月，多部委先后出台扶持政策，尚德应声而涨，最高较3月的低点上涨约300%。

　　除尚德，其他在美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差不多都经历了类似的起死回生，但上海交大太阳能研究所所长崔容强并没有对政策前景抱太多乐观。他说，政策的确唤回了华尔街的信心，但未从根本上解决产业瓶颈。

　　有关部委3月推出的“太阳能屋顶计划”主要是为光伏建筑一体化项目提供20元/瓦的财政支持，但缺乏细则，且未明确补贴总盘子。到5月底，申报的项目达2000兆瓦，其中90%不可能落地。

　　7月推出的“金太阳示范工程”政策，针对的是光伏并网发电项目，补贴达总投资的50%-70%，但申报期只有40天，仓促间很难准备一个高质量的设计方案。而且，政策要求申报前须先得到电网企业的同意，但在电网普遍对光伏心存芥蒂的背景下，政策可能陷入“死循环”。

　　看得出，两项政策，政府托底“救市”态度急切，但考虑欠周。

　　教育部直属光伏研究所合肥工业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苏建徽告诉记者，今年两项政策力度超乎寻常，特别是前一项，补贴几乎覆盖了全部投资成本，使企业产生强烈的圈地冲动。但由于扶持措施聚焦于建设端，对实际运行缺乏监督，因此可能导致“建而不用”的后果。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杨耕，近年一直参与新能源研究。他告诉记者，在风电领域“摆设工程”已经出现，这也是政策过猛导致的另类过剩。

　　鱼与水之难

　　“国内的扶持集中在生产阶段，而对应用关注不足。”复旦大学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说。

　　“企业是鱼，市场是水。给鱼喂一大堆营养品，如果没水，还是活不了。”上海航锐总经理蒋海江说，光伏企业渴望扶持，但扶持并不等于政府出钱资助企业和项目，应着眼于引导应用、扶持市场。

　　现阶段，最好的市场在哪？在屋顶。与在西部建设大型光伏电厂相比，屋顶系统简单成熟，无需长距离输配电；只要电网能接受，在光伏产业的起步阶段最适合发展。

　　在此不妨参考一下他国的扶持措施。

　　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太阳能应用的领先国家，屋顶发电已成为绝对的主流应用。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政府扶持的着力点都是市场：即向屋顶发电的家庭提供资助，并设立各种经济杠杆，使得屋顶发电越多，家庭获益越多。由此，政府既培育了市场，也促进了光伏设施的高效运转。

　　对于自家屋顶的尴尬，赵春江已不愿多提，因为提了太多次。“十万屋顶”计划，卡就卡在一直无法形成让各方都接受的机制：要补贴用户，必须给光伏电定一个合理的电价，但国家对此迟迟没有定论；要形成普适、可持续的补贴政策，资金哪里来？提高电价，还是向高排放高利润的企业征税？无论哪种方案，难度都很大。

　　即使是等到了3月的“救市政策”，“赵家屋顶”依然难享政策阳光。仔细看条文：补贴项目的装机容量下限是50千瓦——这需要400多平方米的屋顶，普通百姓谁能达到？

　　“设下限而非上限的做法，在市场起步阶段缺乏合理性。”蒋海江说。

　　指挥棒的舞法

　　苏建徽告诉记者，国内各级政府关注新能源产业，关键还是为了GDP，环保和减排并非主要因素。过分强调GDP，光伏市场的政策效应容易出现偏差。

　　虽然企业期待引导市场的政策，但据记者了解，上海部分区县仍以优厚的土地和财政政策争取新能源产业落户。这不难理解：由于新能源的特殊性，市场引导资金需求量很大，如果本地缺少强大的光伏产业基础，花巨资可能是为他人作嫁衣。由此，国内对光伏应用支持力度最大的地区就是产业最集聚的地区。

　　“应对这种局面，中央也许可以参照节能减排工作，将新能源应用纳入政府官员的考核指标。”苏建徽说。

　　要激发地方政府启动市场的热情，除了硬性的“逼”，是否还有更温和的办法？

　　蒋海江表示，在日本和澳大利亚，除了补贴上网电价，政府也开始向屋顶发电家庭支付“绿电费”。澳大利亚的算法很简洁：1千瓦装置，每年折算减排二氧化碳1吨，这些减排额售价45澳元。随后，政府将购自千家万户的碳减排指标出售给国内排放大户，或到国际市场交易。

　　可以说，如果减排指标能真正值钱，光伏应用的价值就会“显影”。当然，其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政府应对企业设立碳减排目标，并建立碳交易市场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