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碧莹： 把气候变化的“经济账”摆上台面

近年来，全球温度上升导致气候变化事件增加——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农业和生态系统受损、人类健康遭受威胁等等。

即便每一次事件都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但各国在制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时，也不免担忧——承诺的减排量越大，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多。气候变化毕竟是全球性的事物，怎么能仅以自己国家经济发展为代价呢？

4月14日，《自然—通讯》上线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各国不完成当前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以下简称NDC）目标，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远超为减排付出的成本。到2100年，与实现全球温控目标相比，全球总损失可能达到150万亿~792万亿美元。

这项由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魏一鸣、余碧莹、梁巧梅课题组等团队完成的研究，介绍了一项旨在实现2℃和1.5℃温控目标的最佳全球合作减排策略。此策略有望带来累计约127万亿~616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难题：如何自发减排？

2015年的《巴黎协定》明确提出将全球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这一长期目标，并将1.5℃确立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努力方向。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动态评估机制，即各国应根据自己的能力逐期加大减排力度。自协定签署后，有170多个缔约方提交了NDC。遗憾的是，研究表明，根据各国现有的NDC，很难实现全球的温控目标。

不少国家出于短期经济发展的考虑，可能会拒绝加强短期内的减排力度，但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日益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魏一鸣团队思考，“如何才能让各个国家自发进行更大力度的减排呢？”

“经济发展和减排目标看似是矛盾的，但其实是一个闭环上的两个系统。社会经济活动产生温室气体，引起自然系统变化，进而又可能给社会经济带来损失。因此，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民众，都要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温升和自然环境，避免损失发生。”该研究的通讯作者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余碧莹告诉《中国科学报》。

因此，学者们致力于探索和完善气候变化评估模型，以实现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平衡。

模型：平衡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

2016年，魏一鸣团队与国家气候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人员合作，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科研任务，开发了“中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模型（C3IAM）”，实现了地球系统模式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双向耦合，在复杂动态系统未来可能发展的状态下评估气候政策的影响。

此次的研究，正是基于C3IAM所进行的。

余碧莹介绍，在模型中，综合考虑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投资水平、消费水平，不同的低碳技术及技术采用程度等对经济成本及排放量产生的影响，再进一步量化这些影响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造成的损失，最终实现二者的双向耦合。

盘点：气候变化的“经济账”

基于C3IAM中的子模块及全球多区域经济最优增长模型，研究人员对全球12个区域、134个缔约方提交的NDC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大部分国家的NDC是缺乏雄心的，这和目前研究的主流观点一致。

研究还表明，到2030年，全球需在现有NDC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190亿~290亿吨CO2当量（即把所有温室气体换算为CO2后对应的值）排放，才能实现2℃的温控目标，需进一步减少280亿~300亿吨的CO2当量，才能实现1.5℃的温控目标。

“所有国家都要加大减排力度。平均而言，中国要在现有NDC的基础上再减少65%左右的碳排放量，日本、美国、俄罗斯、欧盟的这一数字分别为101%、93%、85%、72%。同时，这些大国和地区要在本世纪中叶前实现净零排放，才有可能实现1.5℃的长期温控目标。”余碧莹说。

她表示，实现净零排放是完全有可能的，技术手段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集与封存（CCS）、生物质CCS、能源互联网等，市场手段有碳税和碳交易等。

如果各个国家都能按照这样的减排策略实施，全球将于2065~2070年间实现扭亏为盈。而到本世纪末，所有国家和地区都会获得收益，其收益占该国2100年GDP的0.46%~5.24%。

收益：远超成本，何乐不为？

余碧莹说，“我们相当于把气候变化的‘经济账’摆在了台面上，各个国家能够明确看出不积极减排或力度不足会面临的损失，而如果加大力度，实现温控目标，又能够获得多大收益。这样，各国或许会拿出更理性的减排方案，从而提高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更好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此次的研究初步给出了各个国家的目标，但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各国认识到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并在低碳技术方面取得突破。需要发达国家为相对脆弱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魏一鸣告诉《中国科学报》。

他说，“我们将继续基于C3IAM模型对各个国家的实现手段和应对措施进行深入研究，希望具体到钢铁、电力等各个行业，甚至更细化到技术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