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企业苦等政策东风 何日见晴天

     2010年，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退，另一场源自希腊波及欧洲的债务危机正愈演愈烈。受此影响，国际光伏市场消退，严重依靠进口的中国光伏企业一片惨淡。

    “由于希腊的危机导致欧元贬值比较厉害，对我们这些市场份额在欧洲比较大的光伏企业来说，确实是带来了比较大的冲击。”在搜狐绿色频道举办的第二期绿色竞争力营销讲堂上，阿特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施亮告诉《科学时报》。

    “不过，这也没有办法，国内市场尚未启动，国家政策也不明朗，大家都在等。”对此，施亮显得有些无奈。

    内外两重天

    2009年，中国太阳能电池产量达到了4011兆瓦，占据全球总产量的四成，但这一年的全球光伏市场却令中国企业提心吊胆——2009年初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全球光伏产品市场严重萎缩，中国光伏出口量急剧下降；2009第二季度，西班牙政府宣布大幅消减对光伏产业的财政补贴；2010年伊始，德国政府宣布消减15%的光伏并网补贴；几乎与此同时，法国能源部也将屋顶太阳能电力收购补助费率下调24%。

    这些信号意味着各国政府正在积极试探光伏行业独立生存的可能。同时也给九成产品销往海外的中国光伏企业发出警告：命运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

    中国光伏产业发展长期依赖于国际市场需求，98％的生产量供应出口。近年来由于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国本国的光伏产业迅速发展，光伏技术日趋成熟，光伏发电成本迅速下降。就此，业内专家认为，各国很可能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

    与此同时，缺乏品牌形象与质量信心的“中国制造”光伏产品将很可能因为难以跟上国际市场标准的发展而最终被淘汰出局。

    “中国光伏产业最为突出的两大问题是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国外。”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秘书长孟宪淦直言，在全球金融危机、多晶硅价格下跌以及国外技术垄断等多重因素影响下，两头在外的中国光伏产业显得有些无助，只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别人的身上。

    在中国光伏产业出口受阻的同时，外资光伏企业开始大规模入驻中国市场。

    2009年9月，全球最大的光伏组件制造商美国FirstSolar大举进军中国，宣布将投资50亿美元在中国内蒙古建设一个2GW的大型发电厂；10月，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设备企业AppliedMaterials在西安启用了其全球太阳能技术研发中心，并将其首席技术官的办公地点移师北京。

   2010年，西班牙埃菲玛公司携带其研发的太阳能逐日器进入中国；而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开发企业之一德国PhoenixSolar则对外宣布正在积极寻找中国合作伙伴，以拓展在华业务。

    一边是外资企业的大举进入，一边是迟迟难以启动的国内市场。冷热两重天，不少业内人士感觉到了压力。

    “担心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企业中，更多的还是那些缺乏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对此，孟宪淦颇为乐观，“我们中国企业不应该对这种现象恐慌，相反，我们可以通过竞争和压力来提升自己，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有利于提高我们自身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沉寂的政策面

    一直以来国内市场未能启动，多数业内人士将其归咎于国家未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

    2009年6月，国家能源局可再生能源司曾表示，计划采取每度电1.09元的太阳能发电优惠上网电价，让太阳能与煤电竞争。虽然有国家补贴，但太阳能光伏发电依旧未能在国内的价格竞争中胜出。

    据了解，传统多晶硅太阳能发电的成本价大约需要1.2~1.3元/度，相对国家采用1.09元/度的上网电价，仍有超过90％的传统多晶硅太阳能光伏板生产商亏损。

    2009年3月，热闹一时的敦煌10兆瓦特许权项目招标之后，国内光伏市场即将启动的信号一度让企业异常兴奋。

    不过，2010年1月，新能源掘金者的希望彻底落空。国家能源局发文内蒙古等西部8省区，要求上报光伏电站项目的举动则让已被点燃的热情瞬间冷却，这意味着在出台全国统一的标杆电价和继续一事一议的电站招标的犹豫中，决策层最终选择了更为保守的后者，也等于告诉已经站在起跑线上跃跃欲试的光伏制造商——我们需要再研究下比赛规则。

    “去年一开始传得很热。认为政策马上可能就要出来，可能会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会议开完了没有出，大家估计在年底会出，结果也没有出。在今年年初，传出国家能源局要开展第二轮光伏特许权招标，结果会是什么，我们也在作各种各样可能性的猜测。”施亮说。

    决策层显得过于沉寂，但企业却按捺不住。然而，如何利用政策启动中国市场，企业界声音却各不相同。

    2009年3月，在敦煌10MW电站的招标争夺战中，英利集团0.69元的地板价无形中将光伏行业划分成了两大派，一方希望以低价让决策层意识到光伏发电的价值，同时为后来者确立进入门槛；另一方则认为更高的政府补贴才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低价路线的坚持者认为，即使国家给予补贴，也应以低价启动市场。因为靠补贴来赚取高额利润会引发资本蜂拥而至。他们坚信，市场里的大玩家必须牺牲短期利润树立高门槛，这个市场才会有更持续的发展。

    高补贴的拥趸表示，去年国家推出的“金太阳工程”、“太阳能屋顶计划”、“光伏产业示范基地”等，企业因此获得的补贴额度是有限的，并不足以发动光伏企业做大规模，只有政府拿出更高的补贴，才有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

    近年来在太阳能行业快速成长的阿特斯与英利集团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

    “2008年我们在国内有几十兆瓦的规模，2009年发展到100多兆瓦，现在还在试探性地去看国内市场到底什么时候启动，启动到什么规模，我们需要国家发出明确的政策信号。”施亮直言。

    施亮表示，阿特斯从企业战略和社会责任的角度考虑，承担了一些“太阳能屋顶计划”、“金太阳工程”等政府项目，由此带来的补贴额度有限，并不足以发动光伏企业做大规模，在现有的政策背景下，至少阿特斯还没有下定决心。

    孟宪淦对《科学时报》分析说：“不管是哪种观点，最后都要走向市场机制。不管是高补贴还是低价策略，企业都只有在能获得利润情况下才会去做大规模。”

    草莓？蛋糕？酸葡萄？

    关于如何启动国内市场，相关业内人士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在光伏产业领域实施《上网电价法》，以加速启动国内光伏市场。

    施亮持相同观点：“现在中国光伏企业在国内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上网困难。”他举例说，“如果国家给的政策好，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一个蛋糕，倘若政策一般，勉强可以算一个草莓，但如果没有政策或者政策不理想的话，对企业来说，那就是一个很酸的葡萄。”

    而国家层面之所以迟迟未能出台企业所期待的固定上网电价，原因在于决策层尚未看到太阳能光伏发电的重大技术突破。

    “从能源局的角度，现在还看不清楚光伏产业是否能出现重大的技术突破。”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主任任东明告诉《科学时报》：“有许多人认为，实验室效率已经达到25%，甚至更高，但是如果产业化之后，它到底能够达到多少商业化，它的成本降低多少，现在很多人看不清楚，决策者也看不清楚。”

    任东明还提醒：“我觉得政策因为不会像‘傻瓜相机’一样，大家拿出来都能用，它起作用是有一定的条件，如果这个条件达不到，就会影响它的操作性或者效果。企业更应该掌握关键技术，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企业一定要提高自身技术水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孟宪淦强调。

   据英利集团首席战略官马荣禄介绍，英利和荷兰国家能源中心合作建设的太阳能发展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将研究重心放在了单晶硅高效电池上，“去年年底效率已经达到了18.5%，今年还会有更大效率提升”。

    马荣禄表示，太阳能光伏电池还有一个可利用的很重要的价值，假定我们太阳能光伏的转换效率是20%，还有70%可转化成热量。“除了应提高现有光伏转换效率之外，综合利用能源系统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马荣禄强调。

    马荣禄指出，可以依靠两大途径降低光伏发电成本。首先，依靠规模实现成本下降。我国国内市场没有启动，所以在很多环节上还没有达到经济规模，如果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成本自然会迅速降低。其次，依靠设备国产化。“当我们国家不能自己生产的时候，这个设备有五倍、十倍的利润。当我们能生产的时候，它的价格就降下来了。”马荣禄告诉《科学时报》。

    对于未来可再生能源电价问题，马荣禄和孟宪淦坚信，未来十年内，随着成本的不断下降，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价格就会和化石燃料的价格持平。